國外社科 理論研究

亞洲經濟運行的現狀、挑戰與展望

袁文坤

2020年07月01日 07:57

張宇燕 徐秀軍
《東北亞論壇》2020年第4期

長期以來,亞洲經濟以相對其他地區較高的增速成為世界經濟最為重要的增長點,亞洲經濟未來運行趨勢是決定世界經濟走勢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受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當前亞洲經濟的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況下,外部風險加速暴露,內部挑戰也不斷攀升,亞洲經濟正在經歷各種問題的疊加效應的沖擊。深化區域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對促進亞洲經濟增長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的意義。

經濟增長放緩及其原因

近年來,同世界經濟增長下行的趨勢一致,亞洲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也出現了下降。2019年,全球九成經濟體都放慢了增長的腳步。根據2020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2.9%,創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較上年同期報告預測值下調了0.6個百分點。在此背景下,2019年亞洲經濟增速也出現超預期下行,并且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增速分化加大。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受不斷加劇的貿易摩擦、地緣政治緊張和國際合作中不確定性的影響,2019年亞洲經濟體商業信心、投資決策遭遇沖擊和干擾,生產和貿易成本增加,經濟活動總體上明顯放緩。根據201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數據,2019年亞洲經濟體加權計算的經濟增長率為4.1%,較2018年下降0.7個百分點,創2010年以來最低水平。

分地區來看,2019年南亞和東亞經濟體加權計算的經濟增速較高,均約為4.8%;中亞經濟體加權計算的經濟增速為1.7%,較2018年下降1.6個百分點;西亞地區的經濟增長表現最差,加權計算的經濟增速為-1.2%,較2018年下降1.3個百分點。從不同收入群體的經濟體來看,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增長表現決定亞洲整體經濟增速。按現價美元計算,2019年中高收入經濟體占亞洲經濟體經濟總量的比例為52.6%;中等收入經濟體占亞洲經濟總量的比例約為七成。部分重要中等收入經濟體受外需疲軟和內部不確定性共同作用,2019年經濟增速出現下滑。

分國別和地區來看,很多亞洲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表現低于預期。在201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納入統計的47個亞洲經濟體中,29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速較2018年有所下降,占比超過六成。根據 201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2019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為6.1%;僅在3個月后,由于該國消費和投資持續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該國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調整為4.8%,較此前估計值大幅下調1.3個百分點。

進入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沖擊及其引發的其他風險加速上升,亞洲經濟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部分經濟體甚至會出現經濟衰退。如果說2020年亞洲經濟下行可以歸咎為突發因素的作用,此前幾年亞洲經濟的持續下滑的原因更值得警醒。導致近年來亞洲經濟下行的原因很多,既包括短期因素,也包括中期和長期因素。

短期因素主要源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嚴重抑制了全球貿易投資往來,極大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多次指出,貿易戰造成的累積經濟損失可能達到7000億美元,占全球GDP的0.7%。其直接原因是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組成的全球總需求不足。這在全球物價水平穩中有降和經濟增速顯著放緩同步之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據瑞銀集團估計,2019年全球消費支出創 10年來增速新低,其中主要是亞洲國家消費大幅下降。全球消費減速的40%來自印度,土耳其和中國各占25%。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也使國際社會在應對疫情上難以形成有效的合力,從而導致疫情的負面效應不斷擴大。

中期因素主要源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效果遞減。亞洲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效果遞減,可以從所謂的現代貨幣理論(MMT)成為政策討論焦點之一得到證實。在“現代貨幣理論及其實施與挑戰”一文中,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前委員白井早由里點明了該理論被熱議的本質:突出強調財政擴張政策反映出對非常規貨幣寬松政策表現的失望,包括低于預期的增長和通脹,已經處于萎縮境況的全球制造業便是一個典型例子。

長期因素主要源于勞動生產率增長乏力。當前,亞洲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強化,技術進步特別是數字技術革命帶來的復雜影響,以及各國經濟體制機制對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形成的掣肘,是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意味著盈利等預期長期都不看好,由此對投資需求產生抑制作用。

就業、收入和物價表現

在就業、收入和物價等與民生相關的經濟指標上,盡管總體上延續了近年來的向好態勢,但也出現了一些發展動向。關于2019年就業、收入和物價等方面短期表現的分析,既能夠反映亞洲經濟發展的一些長期趨勢,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亞洲經濟存在的一些長期問題提供解釋。

(一)就業與收入表現

在就業方面,亞洲經濟體總體形勢較為穩定,但青年失業率不斷攀升,從而為一些社會問題的凸顯埋下隱患。與2018年相比,2019年亞洲經濟體失業率僅有小幅攀升,并且失業率仍保持在5%以下的相對較低水平。國際勞工組織(ILO)估算數據顯示,2019年亞太地區15歲以上人口失業率為4.4%,較2018年上升0.1個百分點。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劃分,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失業率較低,分別為3.0%和4.1%;西亞地區失業率最高,為11.9%,較2018年上升2.0個百分點;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失業率處于中等水平,分別為5.8%和5.4%。亞洲經濟體中失業率較低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2019年越南、緬甸、尼泊爾、泰國、巴林、柬埔寨、老撾和卡塔爾的失業率都不高于2%。而巴勒斯坦由于受戰爭威脅,失業率高達26.2%;亞美尼亞失業率也相對較高,為17.0%。2019年失業率超過10%的亞洲經濟體還有約旦、格魯吉亞、土耳其、也門、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在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中,印度的失業率相對較高,2019年約為5.4%,較2018年上升0.1個百分點;韓國的失業率為4.1%,較2018年上升0.3個百分點;日本失業率為2.3%,較2018年下降0.1個百分點;中國失業率與上年持平,為4.3%。但是,亞洲青年失業率仍較上年有所提升。國際勞工組織估算數據顯示,2019年亞太地區15~24歲的青年失業率為13.8%,較上年提升了0.3個百分點。由于多數亞洲經濟體經濟遭受疫情沖擊,就業市場的穩定環境遭到破壞,失業問題成為很多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需要應對的突出問題。穩就業成為2020年甚至今后幾年中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之一。

盡管一些亞洲經濟體的失業率較低,但人口老齡化問題給就業帶來的挑戰不斷加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2018年全球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87%;在有統計數據的45個亞洲經濟體中,同期有11個亞洲經濟體的這一比例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日本的老齡化水平居亞洲第一,2018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27.58%,超過全球平均的3.1倍;緊隨其后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韓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16.88%和14.42%,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過去10年中,有37個亞洲經濟體的老齡化水平有所上升,甚至一些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老齡化水平也出現了快速上升勢頭。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2008~2018年間,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上升較快的5個亞洲經濟體為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和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分別上升6.34個、4.50個、4.32個、4.32個和3.65個百分點;同期,泰國、斯里蘭卡和中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均上升3個百分點以上,分別為3.49個、3.34個和3.11個百分點。對很多亞洲經濟體來說,人口老齡化不僅短期內不可逆轉,未來還將會進一步加劇。老齡人口占比上升不僅導致相關國家(地區)就業市場的緊張,還會加重社會負擔并引發相關社會問題。在收入方面,近年來多數亞洲經濟體有所改進。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蒙古、孟加拉國、越南、印度、中國、柬埔寨和老撾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增幅較大,都超過了5%;預計2019年仍保持良好增長態勢。但是,2018年文萊、巴林、伊朗、阿曼和黎巴嫩等經濟體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較上年有所下降,其中文萊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較上年下降4.7%,預計2019年人均收入將隨該國經濟形勢好轉而有所提升。

在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方面,亞洲經濟體的表現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布的2020年版世界各國(地區)概況顯示,納入統計的42個亞洲經濟體基尼系數均值為0.37,低于0.386的世界均值。分地區來看,東亞地區經濟體的基尼系數均值高于世界均值,為0.388,但仍處于收入相對合理區間;西亞、南亞和中亞地區經濟體的基尼系數均值均明顯低于世界均值,分別為0.369、0.356和0.348。分經濟體來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尼系數居亞洲首位,為0.539。此外,中國內地、沙特、新加坡、菲律賓、土耳其、馬來西亞、土庫曼斯坦和伊朗等經濟體的基尼系數處于0.49~0.40的收入差距較大區間。這些亞洲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同樣值得關注。收入分化加大成為近年來有關亞洲經濟體社會矛盾激化和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將對未來亞洲經濟社會結構的穩定帶來沖擊。

(二)物價與貨幣政策

受食品價格上升和外部因素影響部分國家通貨膨脹率出現快速上漲。2019年伊朗通貨膨脹率達40.9%,相比2018年上升23.1個百分點;巴基斯坦通貨膨脹率在2019年11月達12.7%,創9年來最高水平,全年通貨膨脹率為9.4%,相比2018年上升4個百分點。2019年12月,印度通貨膨脹率上漲至7.4%,首次超過印度央行設立的6%的通脹最高上限。部分國家雖然通貨膨脹率有所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2019年烏茲別克斯坦通貨膨脹率相比2018年下降3.1個百分點,仍高達14.5%;2019年土耳其通貨膨脹率較2018年有所降低,但在2019年12月仍保持在11.8%的較高水平。

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通貨膨脹率處于低位,甚至出現通貨緊縮。2019年前11個月,日本通貨膨脹率平均為0.4%,相比2018年下降0.6個百分點;韓國通貨膨脹率在2019年也降至歷史低點,僅為0.4%,為1966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值,相比2018年下降了1.1個百分點。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伊拉克等部分西亞國家出現通貨緊縮。自2019年1月起,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消費物價指數陷入同比負增長,而卡塔爾自2018年9月起,也曾連續數月消費物價指數同比下降。

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很多亞洲經濟體通過降息刺激經濟增長。2019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塞拜疆、巴林、菲律賓、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韓國、吉爾吉斯斯坦、卡塔爾、科威特、馬來西亞、尼泊爾、沙特阿拉伯、斯里蘭卡、塔吉克斯坦、泰國、土耳其、亞美尼亞、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23個經濟體共計60次宣布下調基準利率。其中,土耳其央行扭轉了此前的貨幣緊縮政策,2019年共降息4次,累計降息幅度最大,為1200個基點;累計降息幅度超過100個基點的經濟體還有阿塞拜疆、斯里蘭卡、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分別下降225個、100個、175個、135個和100個基點。盡管日本沒有宣布降息,但其仍維持超寬松貨幣政策,2019年短期利率維持在-0.1%,并通過采取購買長期國債等措施,使長期利率維持在零左右。2019年中國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盡管未調整基調利率,但企業融資成本有所下降。2019年8月,中國央行宣布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1年期貸款市場首次報價利率為4.25%。其后,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分別于9月和11月降至4.2%和4.15%。為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國央行還實施了三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由于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少數亞洲經濟體宣布加息。例如,2019年巴基斯坦央行四次宣布加息,自2018年1月進入加息通道以來累計加息750個基點,基準利率達13.25%。

進入2020年,一些經濟體貨幣存量規模較大、原材料價格上漲較快、部分農產品供應偏緊、工資物價聯動性增強等問題更加突出,通貨膨脹壓力仍然較大。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成為越來越多經濟體的必然選擇,這又成為推升通脹壓力的重要因素。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如何防止經濟下行壓力與通貨膨脹壓力同步加大并產生疊加效應需要很多亞洲經濟體加以重點考慮。為了兼顧穩增長和抑通脹的雙重目標,相關亞洲國家在短期內要注重產業和產品結構的調整,支持短缺商品的生產,增加有效商品供給;而長期來看,要加大對創新發展的支持,促進產業鏈水平的提升,不斷推動結構性改革取得新突破,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形勢

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方面,亞洲地區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早在2013年就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并在2019年繼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同時,中國還是使用外資第二大國和對外投資第二大國。但是,受世界經濟放緩和保護主義的影響,亞洲經濟體的外需下降,貿易和投資增長動力明顯不足。

(一)國際貿易形勢

在國際貿易方面,2019年亞洲主要經濟體貨物貿易總額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6萬億美元,較2018年下降1%,但仍有望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顯示,2019年前11月日本貨物進出口額為1.3萬億美元,較2018年同期下降4.2%。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數據顯示,2019年韓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約為1萬億美元,較2018年下降8.3%,其中出口額為5424.1億美元,較2018年下降10.3%,降幅創10年來新高。受經濟制裁等因素影響,2019年前三季度伊朗貨物進出口額為471.1億美元,較2018年同期大幅下降50.9%,成為亞洲經濟體中貿易萎縮最為嚴重的國家。但也有一些經濟體貨物貿易額出現上漲。如2019年前三季度烏茲別克斯坦貨物進出口額為273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42%。在服務貿易方面,一些亞洲經濟體仍保持良好增長態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數據,2019年上半年印度、韓國、蒙古、老撾、卡塔爾、以色列等服務貿易額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長。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多國家采取了嚴厲的封鎖政策,亞洲各國對外貿易往來因此受到嚴重阻礙,短期內貿易可能出現大幅下滑。

盡管貿易增長動力不足,但多數經濟體的經常項目收支更趨平衡。為創造區域貿易增長動力,亞洲主要經濟體積極推動區域經貿合作,并取得實質性進展。2019年11月4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第三次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各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除印度外的15個成員國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性所有市場準入談判。RCEP的達成是對日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積極應對,并將成為促進成員國之間貿易與投資以及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2019年12月24日,在中國成都舉行的第八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并提出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作為亞洲重要經濟體,中日韓經貿合作的加深,無疑會對東亞地區以及亞洲和世界經貿合作帶來積極影響。除多邊合作外,2019年亞洲經濟體還與亞洲區域內外經濟體達成的多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如2月1日生效的日本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2月13日生效的中國香港特區與格魯吉亞自由貿易協定、12月1日生效的中國與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第二階段議定書等。作為最大的亞洲經濟體,中國不斷拓展自由貿易區合作對象。2019年10月17日,中國與毛里求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簽署的第17個自由貿易協定,也是中國與非洲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形勢

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多數經濟體增長乏力,但部分國家投資環境有所改善。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為1.3萬億美元,較2017年下降13.4%。其中,流入亞洲經濟體的直接投資額為5528.3億美元,較2017年增長3.7%;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的比例為42.6%,較2017年上升7個百分點。201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為1.01萬億美元,較2017年下降28.9%。其中,亞洲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額為5516.8億美元,較2017年下降5.3%;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比例為54.4%,較2017年上升13.5個百分點。根據2020年1月UNCTAD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估計,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為1.39萬億美元,較2018年下降1%。其中,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為4730億美元,較2018年減少6%。

從經濟體來看,中國仍是亞洲地區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估計2019年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為1400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估計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和沙特阿拉伯也分別較2018年增長16%、12%、9%和 9%。由于貿易緊張局勢以及投資政策的變化,韓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估計在2019年降至78億美元,較2018年下降46%;土耳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則估計從2018年的130億美元降至2019年的83億美元。

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一些亞洲國家推出了大量新的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營商環境持續改善。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在46個納入統計的亞洲經濟體中,32個亞洲經濟體的營商環境評分有不同程度提升,占比超過68%;25個亞洲經濟體營商環境的全球排名有不同程度提升,5個亞洲經濟體與上年持平。并且,在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10個經濟體中,有8個屬于亞洲經濟體。其中,沙特阿拉伯營商環境排名躍升30位至62位,成為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顯著的經濟體;中國營商環境排名上升15位至第31位,連續兩年躋身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經濟體前十。由于營商環境的持續改善,亞洲地區在擺脫短期突發事件的影響后,仍將保持對外商直接投資較高的吸引力。

亞洲經濟運行面臨的挑戰

回顧過去并展望未來,一些與亞洲經濟運行相關的政策和社會環境因素值得關注,其中以下六個問題尤其值得重點關注。

(一)債務風險持續攀升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數據,在納入統計的43個亞洲經濟體中,有34個經濟體的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在2019年出現上升,占比達79%。其中,巴林、阿曼和不丹的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增加較多,分別較2018年增加7.0個、6.5個和6.3個百分點。在亞洲主要經濟體中,中國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較2018年上升4.9個百分點,沙特阿拉伯上升4.2個百分點,韓國上升2.2個百分點,印度上升1.0個百分點,日本上升0.6個百分點,印度尼西亞上升0.2個百分點。日本政府債務水平不僅在亞洲地區是最高的,而且在發達經濟體乃至全球經濟體中也處于最高水平的行列。IMF估計數據顯示,2019年日本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為237.7%。在不考慮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20年有27個亞洲經濟體的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上升,占比為62.8%。如考慮到各國為應對疫情推出的財政刺激措施,這一比例將大幅上升。

在私人部門債務方面,多數亞洲地區經濟體的債務水平同樣呈現上升態勢。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數據,相比2018年第四季度,在納入統計的12個亞洲經濟體中有7個經濟體的私人非金融部門債務水平在2019年上半年出現上升,5個經濟體的私人非金融部門債務水平有所下降。鑒于部分亞洲經濟體經濟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并且采取了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債務水平還將繼續攀升,并由此推升了金融危機風險。2019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研究了包括日本在內的8個主要經濟體并提出警告說,由于利率超低,投資者購買的高風險債券總額已達到19萬億美元,占企業債余額的40%。這種違約可能導致企業版的次貸危機。以GDP衡量的影子銀行脆弱性在80%的經濟體中有所加劇,這是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才出現的情形。疫情導致的大范圍停工停產嚴重增加了相關產業私人部門的債務負擔,部分國家還因此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倒閉。

2007年至2019年間,共有48個新興經濟體的外債依存度明顯上升。隨著經濟增長放緩,這種風險敞口可能會起到放大器的作用。發達經濟體由于超低利率導致的股市泡沫已達到前所未有高度,以至任何擾動均可能引發劇烈震蕩。2019年11月瑞銀集團對分散在全球13個市場3400多名“高凈值”人士進行調查發現:半數以上的人認為2020年會出現經濟衰退,六成受訪者說他們用增加現金的方式來為應對2020年衰退做準備,55%的人認為2020年底前會出現大規模市場拋售?,F金儲備目前在個人資產中占比為25%,比正常情況下高出2~3個百分點。目前伯克希爾—哈撒韋投資公司(巴菲特)手持現金達到創紀錄的1280億美元,在2009年僅為230億美元。由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和圣路易斯美聯儲聯合開發的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于2019年第三季度達到創紀錄水平。

(二)負利率的出現與擴散

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之一,當屬負利率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在政策利率層面,負利率主要指央行對商業銀行實施負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在存貸利率層面,是指銀行直接向儲戶攬收和發放名義利率為負的存貸款。在市場利率層面,負利率以前主要指債券在剩余期限內支付的利息總額低于投資者為購買債券支付的溢價,而目前則出現了名義收益率為負的債券及其規模的快速增長,后者主要集中在歐洲和日本。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當前全球負利率的企業債和政府債已達15萬億美元,有一些金融機構估計達17萬億美元。特別值得擔憂的是2019年負利率債券的增長速度非???,較上年增長了一倍多。未來幾年,超低利率或負利率有可能成為常態。美聯儲估計未來幾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國債中的20%以上都可能是負利率。

人們之所以要去購買負利率的債券,歸納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其一,投資者預期利率還會繼續下跌,因而投資債券有利可圖;其二,持有大量現金的成本比較高,據美聯儲估計大約是0.3%,且超過一定額度的存款不受存款保險的保護;其三,在金融機構等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常常需要有一些相對低風險和高流動性的資產配置,盡管收益率為負,政府債券還是同時滿足了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兩項要求。

負利率帶來的影響復雜而廣泛,它不僅嚴格壓縮了各國應對經濟下行的政策空間,還會不斷擠壓商業銀行盈利空間、降低企業提高效率的積極性和弱化抗擊風險的能力、擾亂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功能、激勵投機者借貸并投向高風險資產、加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貨幣錯配風險等,成為各種風險聚集和累積的溫床。目前,這些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正在遞減,并且負面效應逐步加大。

(三)地緣政治矛盾與沖突

地緣沖突仍將是影響亞洲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以來,中東地區局勢動蕩加劇,武力沖突升級,大國博弈更加激烈,給相關亞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球市場穩定帶來巨大沖擊。2019年5月12日,沙特阿拉伯等國油輪在波斯灣水域遭襲。5月14日,沙特阿拉伯阿美公司在利雅得地區多處石油設施遭到破壞。6月13日,兩艘大型油輪在靠近霍爾木茲海峽的阿曼灣疑似遭遇水雷襲擊,導致油輪爆炸起火,船體嚴重受損。7月19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以不遵守國際海事規則為由,在霍爾木茲海峽扣押了一艘英國“史丹納帝國”號(StenaImpero)油輪,在該油輪被扣押之后,英國隨即向波斯灣派出了驅逐艦“鄧肯”號,這是英國海軍向波斯灣派出的第二艘軍艦。9月14日,沙特阿拉伯阿美公司所屬的兩座煉油設施遭受無人機攻擊并引發火災,遭遇襲擊的石油生產設施陷入癱瘓,阿美石油公司也被迫暫停原油和天然氣的生產。盡管也門胡塞武裝聲稱對此次襲擊負責,但美國卻將矛頭指向伊朗,這導致美伊關系進一步緊張。10月11日,伊朗國家石油公司一艘油輪在沙特阿拉伯附近海域發生爆炸,導致石油泄漏流入紅海,伊朗石油公司發表聲明稱油輪可能遭遇導彈襲擊。2020年1月3日,美軍無人戰機對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發動空襲,導致包括伊朗特種部隊總指揮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在內的多人死亡,引起全球震動。作為對美軍的報復,1月8日,伊朗對美軍在伊拉克的阿薩德空軍基地進行導彈襲擊。中東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美伊沖突愈演愈烈,給中東局勢發展增加了很多的不確定性。同時,朝鮮半島核問題、印巴緊張關系以及南海問題等都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影響地緣政治關系和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

國內社會問題激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加大。2019年以來,包括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等亞洲經濟體均發生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并升級為暴亂,并造成嚴重傷亡和財產損失。例如,印度暴亂造成數十人死亡和至少1500人被捕,伊朗暴亂造成城市秩序嚴重破壞和至少50人死亡,伊拉克暴亂導致200人死亡。社會暴亂的頻頻發生與相關經濟體增長持續低迷、收入分化加大和中產階級的萎縮以及民族、宗教矛盾升級和民粹主義思潮盛行密切相關,外部勢力的干預也是很多國家暴亂不斷升級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深層次原因來看,此起彼伏的國內動亂反映了新的時代背景下一些國家政府治理能力弱化、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攀升帶來的就業不足和就業脆弱性、信息技術普及引起的民眾權利意識覺醒。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認為,雖然各國暴亂的情況各異,但很顯然民眾和政治機構之間的信任缺失日益嚴重,社會契約面臨的威脅日益增長。這些問題和趨勢短期內難有根本性改變,部分國家將有可能進入較長時期的動亂多發期,并對亞洲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四)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和自然災害

2020年,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在中國迅速蔓延。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為了應對不斷升級的疫情,中國政府采取了大規??刂迫藛T流動和延遲工廠復工等措施,交通運輸、商業、餐飲、物流倉儲、旅游等行業因此遭受重大沖擊。在其他國家陸續報告新冠肺炎病例后,世界衛生組織(WHO)多次提高疫情的風險等級。2020年1月26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新型冠狀病毒報告中,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全球范圍和區域范圍風險評估為高風險,對中國造成的風險為非常高。1月30日,WHO 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韓國、伊朗、日本、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疫情形勢也十分嚴峻。

盡管目前仍難以評估疫情對疫情嚴重的亞洲國家經濟和亞洲經濟帶來多大程度的負面影響,但疫情的進一步蔓延將不可避免會拖累亞洲經濟增長。同時,歐美等地區的疫情蔓延也將對亞洲經濟帶來外部沖擊。2020年3月2日,經合組織(OECD)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將較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至2.4%;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大范圍暴發,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率甚至會降至1.5%,僅為疫情發生前預期增長率的一半,并且日本和歐元區經濟還可能會陷入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在亞洲和全球的蔓延成為目前來說對亞洲經濟和對外經貿合作的未來發展影響最大的突發性事件。

在人類同新冠肺炎疫情作斗爭的同時,全球蝗災已拉響警報。2020年2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向全球預警,希望全球高度戒備當前正在肆虐的蝗災,防止被入侵國家出現糧食危機。本次蝗災始于東非,并渡過紅海進入歐洲和亞洲。伊朗南部、印度巴基斯坦邊界等區域都出現利于蝗蟲繁殖的氣候條件?;葹牡暮罄m影響不容忽視。此外,亞洲是干旱、洪澇、臺風、地震、森林火災等自然災害頻發地區之一,不排除突發性的大規模自然災害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帶來重大沖擊。

(五)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

由于原油是產業鏈上游不可缺少的不可再生原料,并與金融貨幣緊密綁定,因此在大宗商品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由于在全球儲量分布極度不均衡,石油資源往往被產油大國作為參與國際政治經濟博弈的重要手段。這表明,原油價格波動不僅僅受經濟規律所支配,還與各種政治因素密切相關。正因如此,價格大幅波動是原油價格走勢的基本特征。2020年3月9日,美國紐約商品交易所4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為31.13美元/桶,較前一交易日下跌24.6%;5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為34.36美元/桶,較前一交易日下跌24.10%。

本輪原油價格大幅下跌,除了與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需求下降有關,還深刻反映了沙特、俄羅斯和美國等產油大國之間的長期政治博弈與制衡。俄羅斯雖然是原油生產和出口大國,但由于不是歐佩克(OPEC)成員,在能源政策上沒有義務同歐佩克保持一致,常常根據自身利益規劃原油產量。這導致沙特主導的歐佩克減產計劃難以收到預期效果,并使沙特與俄羅斯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2020年3月6日,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聯合部長級會議上未能就俄羅斯的減產量達成一致,成為引發本次下跌的直接原因。同時,由于技術上的重大突破,美國借助頁巖氣開發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沙特有意用“增產—壓價”策略來阻止美國頁巖油氣創造的“石油新秩序”。而打擊油價也是美國制裁俄羅斯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此復雜的政治博弈預示了國際原油價格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而原油價格大幅下跌,不僅直接引發國際原油市場的動蕩,還對亞洲原油生產國和消費國經濟都帶來較大影響。此外,糧食、礦產等大宗商品價格走勢也值得關注,特別是在自然災害持續不斷和經濟持續放緩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六)美國經濟走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成為經濟復蘇最為強勁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并推動了資本市場向好發展。然而,無論從實體經濟還是金融市場的表現來看,當前的形勢正在發生改變,并首先在作為未來經濟晴雨表的股市得到充分表現。2020年3月9日,美國股市開盤僅4分鐘因跌幅達到7%而觸發熔斷,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納斯達克100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三大股指收盤跌幅均超過7%。這是1997年10月27日以來美股第二次觸發熔斷。3月12日,美股再度觸發熔斷,創造了一周出現兩次的歷史紀錄。3月16日,在美聯儲前一日緊急宣布將基準利率下調100個基點至0%~0.25%并推出7000億美元大規模量化寬松計劃的前提下,美股開盤即觸發熔斷,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盤超過12.9%,創1987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3月18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再次觸發熔斷。在不到10個交易日出現4次熔斷,這在世界股票市場交易歷史中絕無僅有。

盡管此次股市暴跌與突發性的疫情存在一定的聯系,但美國股市所釋放的信號在深層次上反映了市場對美國未來經濟的深度擔憂。3月1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壓力下,美國經濟“可能”陷入衰退。一些研究認為,美國可能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2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經濟增速為-5.9%。面對經濟衰退風險,美國很難推出有效的應對政策工具。在貨幣政策上,基準利率的下限已調到零,而財政政策空間也十分有限。特朗普上臺后,由于推出大規模減稅措施,財政赤字水平有所回升。截至2018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仍達5.7%;2018年美國政府總債務額達21.46萬億美元,為2001年的3.8倍,總債務額占GDP的比例達104.3%,約為2001年的兩倍。債務問題既是美國政府經濟問題的集中反映,也是推升美國經濟風險的重要因素。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美國股市產生如此劇烈的反應,充分表明美國的經濟風險已處于高位,以至于任何擾動均有可能引發市場的劇烈震蕩。而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成為引爆各種累積風險的“導火索”。一旦各種美國的經濟風險暴露,不僅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沖擊,其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必將對亞洲經濟產生強大的溢出效應,并成為影響亞洲經濟未來走勢的重要外部影響因素。

亞洲經濟增長前景展望

考慮到各種遲滯亞洲經濟增長的因素大多數在中長期內不會消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對亞洲經濟的沖擊在短期內難以完全恢復,同時考慮到時各國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會對消費與投資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各國監管當局已開始對各種金融風險采取措施嚴加防范以及各領域的亞洲區域合作持續推進,亞洲經濟在未來幾年中將行進在中低速軌道。受突發性因素的影響,2020年部分亞洲經濟體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根據2020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數據,受疫情等因素影響,2020年經加權計算的亞洲經濟年均增長率為-0.5%,較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高2.5個百分點,其中同期亞洲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年均增長率為1.0%,較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高4.0個百分點。同時,不排除個別亞洲經濟體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金融市場頻繁大幅波動也將是大概率事件。

亞洲經濟運行現狀是世界經濟的一個縮影,也孕育著世界經濟增長的動能。盡管受各種短期因素影響,近期亞洲經濟運行形勢不容樂觀,但相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亞洲經濟體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亞洲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并且在世界經濟中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20年亞洲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將首次超過一半,為50.2%,比2019年上升0.7個百分點。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亞洲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韌性開始顯現,并且存在長期向好動力。在較好的疫情防控成效以及刺激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引導下,中國經濟相對其他經濟體將表現更為突出。如果實現3%左右的增長目標,即使其他所有亞洲經濟體都是零增長,中國就可帶動亞洲經濟增長約1個百分點,足見中國對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之大。同時,中國將帶動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并依托各種雙邊、區域和跨區域合作機制推動和引領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塑造亞洲經貿合作和經濟增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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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01日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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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西方的歷史分流:經濟思想視角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