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研究 理論研究

全球性人口轉型與新一輪國際分工調整

沈華

2020年06月30日 09:01

蔣彥慶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4期

世界人口轉型現狀

人口轉型是指人口結構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轉變:在數量方面,人口再生產類型表現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由此帶來了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齡人口的增多;在質量方面,伴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人均受教育程度與人均技能水平得到提升。目前,雖然世界各國都在經歷著人口轉型,但是人口在質和量兩方面的轉變在全球都呈現出不平衡發展狀態。

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增長率總體上處于下降趨勢,從1961年的1.1%下降至目前的0.3%左右,整體上降低了將近三倍,預測到2050年,一些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將會出現負增長。同時,人均預期壽命也隨著經濟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不斷上升,不斷降低的人口增長率與逐漸提高的人均預期壽命形成合力,帶來人口的老齡化現象。老年撫養比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老齡化程度,它可以用65歲及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之比來表示。發達經濟體的老年撫養比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路攀升,到2016年就已經達到了28.6%。日本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老齡化現象最為嚴重,歐洲國家次之,相較于日本和歐洲,美國情況略好。但是由于一直以來對外直接投資與服

務外包為發達經濟體解決了國內勞動供給不足和勞動成本過高的問題,所以人口轉型帶來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現象尚未給生產活動帶來壓力,但是隨著老齡化現象日趨嚴重,這些國家也難以避免將面臨生產力匱乏和不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支出等問題。

與老齡化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的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目前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并且在過去幾十年中,發展中國家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充分發揮了其人口紅利優勢。

但是,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適齡勞動力不斷減少和老年撫養比不斷上升的問題。雖然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率一直以來都高于發達國家,但是圖1顯示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率下降速度要比發達國家快得多。根據聯合國的數據,由于過去勞動力激增,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速度快于發達國家。如果按照這種趨勢,那么過去發展中國家依靠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逐漸消失,這對于一直以來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融入國際分工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極為不利的,而且,發展中經濟體無論是在經濟發展、制度建設、社會機構等方面均十分落后,對于迎接老齡化帶來挑戰方面的準備非常不充足。

與人口在數量結構上的轉型不斷惡化不同,人口的技能結構,即人口轉型在“質”上的表現持續向好,這將有利于減輕少子化和老齡化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帶來的不利影響。人口技能結構持續改善的表現之一就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現持續增加的態勢。以中國為例,我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90年的4.8年上升至2018年的9.3年。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口技能結構還有待改善,美國在201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到13.5年,同年英國為12.9年、日本12.8年。

國際分工格局的演變

18世紀60年代,英國率先推動了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產業革命,奠定了其在世界上的第一個制造業中心地位。19世紀下半葉,英國利用法國、德國、北美等國家的資源、人口紅利等優勢,開始向這些國家進行產業轉移。美國成為了這次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成為第二個世界制造業中心并且主導了第二次產業革命。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其國內產業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將低端產業如紡織、鋼鐵等轉移到國外,集中力量發展新興通訊、電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承接國家主要是日本、德國,它們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大力發展由美國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日

本也順勢成為了繼英國與美國之后的第三個“世界工廠”。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承接了美國產業轉移的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很快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發,加上石油、鐵礦等資源價格飛漲,在前兩次產業轉移中處于主導地位的美國、日本、德國先后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西班牙等,專注于電子集成電路、汽車等能源消耗小、附加值高的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產業,而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由于有著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加上豐富的自然資源,獲得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契機。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給發達國家重化工業帶來重創,促進國際產業形成兩個層面的轉移。第一個層面是美日歐積極發展低耗能及高附加值的計算機、信息技術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將化工產業和一些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汽車、家電等轉向亞洲新興國家;第二個層面是韓國等亞洲新興國家抓住了發展重化工業與汽車、家電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并把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轉移至市場逐漸開放的中國和東盟國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日歐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繼續將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部分信息技術設備生產環節轉移至“亞洲四小龍”和發展中國家。在此期間,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形成,中國成為新的國際制造中心。

可見,國際分工格局呈現上述演變路徑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稟賦的差異和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技術差異,對人口紅利、自然資源優勢的追逐、對更廣泛范圍內人力資源的利用開發等都是國際產業轉移與國際分工演變的直接動因。當代國際分工正在向要素分工發展,即價值鏈上具有勞動要素密集、資本要素密集、技術要素密集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各個生產環節被分配到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和地區。通常來說,發達國家憑借長期積累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專攻研發和銷售環節,處于價值鏈上游,獲得高額利潤,主導著國際分工體系,而發展中國家處于價值鏈下游,獲得利潤較少,處于被支配地位。雖然發展中國家已通過承接產業轉移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憑借其在勞動力成本、土地和資源方面的優勢帶動了經濟發展,但是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現象不可逆轉、發展中國家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可持續,其整體國際分工地位偏低,獲益能力有限。

人口轉型引起的國際分工變化

在全球要素分工條件下,一國擁有的優勢要素質量和層次決定了其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地位及獲益能力,在所有生產要素中,人的作用無疑居于首位。人口轉型所帶來的勞動力數量結構以及勞動力質量結構變化必然會對一國產業攀升全球價值鏈產生重要影響。

勞動力數量結構中適齡勞動人口比例的降低,會對一國依托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帶來挑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把握住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契機,依靠低端勞動力要素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國際分工舞臺上有了一席之地,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帶動了經濟發展。但隨著適齡勞動人口比重的變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急劇攀升,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工孕育著重大變化。對此,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一去不復返,這些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國際代工模式走向盡頭;另一種觀點認為國際產業轉移格

局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只是轉移內容由加工貿易逐步向先進制造業、技術研發轉變,雖然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以低端要素為基礎的競爭優勢逐漸式微,但比較優勢尚存。對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來說,雖然老齡化形勢已然嚴重,但是由于在上一輪國際分工中制造業大規模外流,國內勞動力市場供給充足,它們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政

策”,以重振制造業國際地位。美國再工業化政策的戰略部署之一就是撤離中國東部地區的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向更具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在從中國轉移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美國還通過各種手段來構建自身的成本優勢,吸引外資來實現中端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回流,從而對抗來自中國中低端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競爭,抑制中國向產業鏈高端攀升??梢?,中國在改善國際分工地位的道路上面臨著“內憂外患”,一方面人口紅利優勢的逐漸消失使依靠勞動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向價值鏈高端環節攀升又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

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將有利于一國提高國際分工地位,這是學術界的共識。勞動力質量提高的最直觀的表現就是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發達國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與技能水平領先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浪潮和國際分工調整,也在不斷提升人口技能結構。不斷提升人口技能結構、重視人力資本對于一些逐漸失去人口紅利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至關重要,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將進一步釋放“新人口紅利”,即形成質量型的“人力資本紅利”。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力質量的提升無論是對于提高勞動效率,還是對于抓住時機、充分利用人力資本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并向價值鏈高端攀升都具有重大意義。

由此,人口轉型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表現引發了國際分工地位大調整,伴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制造業回流政策的出臺,歐美等發達國家在維持全球價值鏈高端國家的國際分工地位的同時,還將進一步將觸須涉及到中低端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這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低端制造業的轉移將有利于其國內產業升級和勞動密集型國際分工地位的改善,與此同時,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升級面臨較大的阻力。中國、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短時間內,這些國家仍能保持勞動力比較優勢,但長遠來看,面臨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在中低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激烈競爭,這些國家只能進行產業調整,把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制造業向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遷移,將重心轉向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和其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但這也面臨著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技術封鎖的壓力。與此同時,外流一些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也為一些低收入國家承接產業轉移、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機會。

比較優勢與資源稟賦的差異仍然是改變價值鏈分工方式和貿易結構的重要推動力量。人口轉型帶來的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變化將會直接影響一國的要素稟賦優勢與生產、貿易結構,進而造成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改變。要想深入探究,就必須從要素稟賦角度入手,明晰人口轉型對國際分工的具體影響機制,從而有的放矢,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如何在人口轉型過程中因勢利導、未雨綢繆、創造競爭新優勢提供政策性建議。以下將分別從勞動供給角度和資本積累角度分析人口轉型對國際分工的影響機制。

人口轉型通過勞動供給影響國際分工的影響機制

從要素稟賦角度,人口轉型帶來的最直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改變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要素稟賦。首先,人口轉型引發勞動力數量結構的變化。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和人口增長率的持續走低導致適齡勞動人口減少,國內勞動力成本和工資水平提高,進而不利于一個國家憑借勞動成本優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相反,低老齡化、高人口增長率的國家,國內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備優勢。

其次,人口轉型引發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勞動力質量提高實質上是生產過程中高端生產要素比例的提高,國際分工的實質是要素分工,因此,由勞動力質量提高為表現的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必然有利于國家或地區在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但是,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勞動力質量結構的優化或者說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可能會發揮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依靠勞動力資源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一旦老齡化加劇,將對出口企業造成沖擊,這些企業因為短時間內無法調整生產結構,只能通過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提升勞動效率、緩解勞動力不足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繼續維持之前的生產水平。所以,勞動力質量結構的優化在短期內對發展中國家優化生產結構、改善出口結構和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發揮的作用有限,人力資本提高在前期主要偏向于勞動要素積

累。對發達國家而言,情況卻大大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從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深將會加劇企業間的競爭,為了形成競爭優勢,企業將通過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來進行技術創新、研發設計等活動。由此,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提升有利于勞動要素的積累,而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提升主要作用于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的積累,這對于激發企業創新、進一步維持國際分工的主導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緊緊把握國際產業轉移和全球要素分工的機遇,憑借人口紅利優勢融入價值鏈低端,摘取了國際分工“低垂的果實”,“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遍布全球。在這一進程中,人口因素在中國參與國際分工中的作用本質上是“要素驅動”。但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勞動力資源優勢的逐步喪失,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優勢也將消失殆盡。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與勞動成本優勢不可持續不同,勞動力質量的提升將持續發揮作用。勞動力數量結構變化和質量結構變化將會形成兩種不同的動力源,推動中國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一是勞動成本優勢喪失產生的倒逼機制,即老齡化和少子化顯著提高勞動力成本,倒逼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提高技術水平來替代日益昂貴的勞動力,并逐步向研發售后環節發展;二是勞動力質量結構優化和人力資本提升產生的“創新驅動”機制,這必將有助于中國實現從利用傳統人口紅利向開發“新人口紅利”轉變,助力中國摘取國際分工“高懸的果實”。

人口轉型通過資本積累影響國際分工的影響機制

人口轉型不僅會對勞動力要素稟賦產生直接影響,也會因各年齡層消費習慣不一引發儲蓄率變化,進而影響資本積累水平。經濟理論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儲蓄之間關系的理解主要來自預防性儲蓄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會提高當期的儲蓄以滿足未來消費和收入的不確定性。所以,一方面,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將迫使個體增加儲蓄以滿足退休期間的消費,推動社會儲蓄率和資本積累水平的變化;另一方面,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導致了勞動人口的減少,人均資本得到提升。所以說,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分別通過儲蓄率和勞動力供給兩種渠道對人均資本

積累產生影響。而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直接導致了人口老齡化,所以高老齡化往往是與高人均資本積累相聯系的。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資本要素的比較優勢開始形成,進而對一個國家的生產結構、出口結構乃至分工地位產生影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當其他條件相同時,高老齡化國家在資本要素上具有比較優勢,按照要素稟賦理論,其出口結構偏向于資本密集型商品,與此同時,低老齡化國家在勞動要素上具有比較優勢,出口結構偏向于勞動密集型商品。

關于預期壽命延長推動社會儲蓄率變化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是否會降低社會儲蓄率,導致資本積累的降低,弱化資本要素的比較優勢,從而不利于以資本要素參與國際分工。物質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是儲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能通過改變個人的預算約束,進而影響個人的儲蓄意愿,并最終導致物質資本積累的變化。然而,社會保障制度對個人儲蓄率的具體影響還需要進一步考慮。簡單來說,政府構建社會保障制度的目的是為有困難的社會群體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人們的風險防

范意識和積累財產以及儲蓄的積極性雙雙降低。但是,社會保障存在的意義首先在于保證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這就產生了一定的再分配效應,而再分配效應對收入情況不同的家庭,其影響是不同的。對于高收入家庭而言,因繳納養老保險帶來的個人財富下降必然驅使其增加其他儲蓄或投資來彌補;但是對低收入家庭而言,由于儲蓄本來就處于低水平,不太可能因為風險意識降低而大幅減少儲蓄。此外,在社會保障基金制度下,人們在工作期間繳納的養老保險稅與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成正比?;鹬贫瓤梢约ぐl個人儲蓄意愿,增加個人儲蓄。因此,社會保障制度與個人儲蓄并非是簡單的線性關系,社會保障對個人儲蓄的影響需要綜合經濟發展水平、國民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具體情況而定。

在明晰人口轉型帶來的老齡化能直接影響整個社會儲蓄率的基礎上,也必須了解老齡化通過影響儲蓄水平進而改變資本積累的渠道。老齡化能夠促進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主要是通過影響資本要素稟賦實現的。雖然老齡化能因各年齡層次人口消費習慣的不同直接影響儲蓄,但儲蓄要想轉化為資本積累還需要一定的條件。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將直接影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轉化率。如果一國金融發展水平越高,那么融資約束就越小,儲蓄的轉化率高,企業非常容易獲得貸款進行生產設備更新或研發設計活動,老齡化對資本要素積累的渠道越順暢,越有利于鞏固依靠資本這一優勢要素融入國際分工。反之,儲蓄的轉化率低,企業也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那么老齡化對資本要素積累發揮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以資本要素融入國際分工也將受到阻礙。因此,金融發展水平作為連接儲蓄與投資的橋梁,對人口轉型背景下國家抓住要素結構升級的機遇,提高優勢要素的質量和層次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實現優勢要素從勞動力資源向資本要素的轉變,將有利于改變低端嵌入價值鏈分工的局面。

總結與建議

作為生產中的重要要素,勞動力的數量結構與質量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在當前人口轉型的背景下,人口紅利的式微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過去憑借低端勞動力要素進行國際代工的時代一去不返,中國“制造中心”的國際分工地位面臨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挑戰。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型的必然趨勢,其在影響一個國家勞動要素稟賦和資本要素稟賦方面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遇:其一,老齡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在提高勞動成本的同時也在倒逼著生產和出口結構的優化升級,從而有利于勞動密集型國際分工地位的改善;其二,勞動力

質量結構的優化將產生“創新驅動”效應,為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新人口紅利”,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提供機會,這對于面對“內憂外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十分重要;其三,老齡化帶來的資本要素積累將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實現優勢要素從勞動力要素向資本要素的轉變,從而改變低端嵌入價值鏈的現有局面。據此,在世界人口轉型的背景下,中國制造中心地位雖面臨嚴重挑戰,但同時面臨的機遇更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應在人口轉型過程中把握時機、因勢利導、未雨綢繆,在新一輪國際分工調整中挖掘競爭新優勢,也可以針對上述三方面的機遇著手。

首先,有的放矢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在人口轉型的關鍵時期,確保由勞動力數量動能向勞動力質量動能轉變的緊密銜接,避免人口動力“脫節”,充分挖掘現有剩余紅利,推進城鄉融合,促進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順應產業升級的大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把國內低端制造業向外遷出,同時吸引發達國家的優質資本,引導投資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促進國內生產結構和出口結構升級,提高國際分工地位。

其次 , 提高企業創新能力 、 深化人口紅利 。 抓住勞動力成本上升產生倒逼機制的機會,加大研發投入,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繼續推進人才強國戰略,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加強人才培養,同時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引進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將比較優勢逐漸由成本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

最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緩解融資約束。通過優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轉化率;提高金融發展水平,緩解融資約束,降低中小企業信貸門檻,促進資本積累,加快實現優勢要素從勞動力資源向資本要素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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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彥慶,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學、資源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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